香港百科 HK Wiki >>所屬分類 >> 歷史   

宋朝

標籤: 宋朝

頂[0] 發表評論(0) 編輯詞條

 宋朝
宋朝地圖
宋   公元960年~1234年

宋朝從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,到1279年被元朝滅亡,共存在了三百一十九年。時間長過了唐朝,但其影響卻遠在唐朝之下。宋通常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,北宋是與遼、夏、金對峙時期,而南宋則是偏安衰亡時期。

北宋在統一北方地區後,經濟文化得到一定發展,海外貿易也很發達。范仲淹的「慶歷新政」、王安石變法,雖然沒有能完全實現北宋的長期強盛,但也解決了一些社會矛盾。而方臘、宋江起義則從側面反映了宋朝的內部矛盾已經加深。

金滅北宋後,南宋基本是偏安在江南地區,沒有了北伐重新統一北方的雄圖大略。岳飛的北伐在統治者看來也僅是為了更好地偏安,鞏固自己的政權。南宋末年賈似道的貪權誤國加速了南宋的滅亡。文天祥等人的力挽狂瀾也無法阻擋其速亡的勢頭。最後,文天祥「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」的忠勇壯烈多少掩飾了南宋滅亡的種種悲涼。

 

目錄

[顯示全部]

北宋前期政治經濟編輯本段回目錄

北宋的建立和統一

960年春,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,謊報北漢和遼朝會師來攻,於是奉命帶兵北上,到了開封東北的陳橋驛,遂發動兵變,「黃袍加身」,回師都城,奪取了後周政權,定國號為「宋」,史稱「北宋」。趙匡胤就是宋太祖。

北宋在建立後的第四年,就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。北宋最高統治者認為,當時對遼朝還沒有取勝的把握,只能在邊境上採取守勢;而南方割據政權統治區域大都是物產豐富的地區,這些政權的實力又較為薄弱。因此,其統一戰略部署是先消滅南方的割據政權,然後北上削平北漢以及收復幽雲地區,即所謂「先南後北」。 963年(乾德元年),北宋首先出兵滅掉荊南,接著陸續滅掉後蜀、南漢和南唐。在強大的軍事、政治壓力下,978年(太平興國三年),割據漳、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祐相繼歸附,南方的割據政權全被消滅。979年,宋太宗親率大軍出征北漢,把「十國」中的最後一國滅掉,消除了五代十國分立割據的局面。

 宋朝  宋朝
宋朝仕女服飾  宋朝帝王與皇后的服飾 

  

邊疆危機與議和政策

宋太宗滅北漢後,曾在979年(太平興國四年)、986年(雍熙三年)兩度出軍攻遼,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,可是全都失敗了。從此,北宋對遼採取被動防禦的方針。以後,北宋對黨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,民族矛盾相當嚴重,邊疆也不斷出現危機。

北宋與遼、夏每次戰爭的結果,都是屈膝求和,並奉獻出大量銀、絹。如1004年(景德元年),契丹大舉攻宋,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(又名澶淵,河南濮陽縣西南)。後來北宋雖然打了勝仗,但最後卻訂立了屈辱的「澶淵之盟」。

澶淵之盟規定:北宋每年給契丹銀10萬兩,絹20萬匹,稱「歲幣」;北宋與遼朝確立為叔侄關係;雙方開放邊境貿易等。

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(1040年~1042年)期間,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方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,雙方損失都很大,結果在1044年(慶歷四年)訂立和約。史稱「慶歷和議」。和議規定:元昊取消帝號,接受宋朝冊封;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.2萬兩,絹15.3萬匹,茶3萬斤,稱「歲賜」;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。契丹乘機要挾,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,先後合計50萬兩匹。慶歷和議訂立後,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,到1066年(治平三年),西夏又開始挑釁,戰爭又不斷繼續。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、遼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,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。

慶歷新政

早在宋太宗、真宗時期,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。宋仁宗天聖三年(1025年),范仲淹上書朝廷,主張改革政治。兩年後,范仲淹在應天府(河南商丘)掌教書院時,又有《上相府書》,提出同樣的建議,但未被採納。慶歷年間,宋仁宗迫於形勢,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。

1043年(慶歷三年)九月,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的奏疏,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,不能不加以改革,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,包括整頓吏治、培養人才、發展生產、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,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,以裁減冗官、選拔「賢能」為整頓吏治的手段。他認為有了「賢能」的官吏,就能夠搞好政治,使百姓「各獲安寧,不召禍亂」,緩和社會矛盾。

同年,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,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,即所謂「慶歷新政」。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,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,僅僅一年左右,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,變法隨之流產。

 宋朝  宋朝  宋朝
宋哲宗趙煦 宋高宗 (1107—1187)南宋皇帝趙構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。寧宗養子

 

王安石變法編輯本段回目錄

王安石(1021年~1086年)

江西臨川(江西撫州西)人,出身地方官家庭。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縣期間,就注意改革吏治,積極督修水利,在青黃不接之際,將官倉裡的存糧貸給農民,減少高利貸的盤剝,又使官倉存糧「新陳相易」。    

1058年(嘉祐三年)冬,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。次年春,他到了京城開封,上萬言書。他指出,法度必須改革,以求其能「合於當世之變」。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,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,官吏應從基層(「鄉黨」)選拔。他認為當時財政困難的癥結,不在於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,而在於「理財未得其道」。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,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緊密聯繫起來,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前提條件,比單純強調縮減財政開支的議論,前進了一步,比范仲淹等人的變法主張也大大提高了。

這封萬言書雖未被宋仁宗所採納,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。宋朝

 富國方面

1067年,宋神宗即位,決心變法。1068年(熙寧元年),王安石被召到開封,主持變法工作。1069年春,設「制置三司條例司」,議訂變法。概括而言,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,即「富國」和「強兵」。

富國方面:
(1)青苗法。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,聽民戶自願借貸,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十五貫,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一貫半,借貸期限為半年,出息二分。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,一年以五分為常,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。
(2)農田水利法。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,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。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,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,取息一分,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,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。在法令頒布之後的七個年頭裡,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,灌溉民田36萬多頃。
(3)募役法。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,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。募役的費用,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。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「免役錢」;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、寺觀戶及坊郭戶、女戶、單丁戶、未成丁戶,也都得按照戶等出「助役錢」,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。
(4)市易法。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,在開封設「市易務」,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,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。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,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裡的貨物到各處銷售,半年出息一分。這個新法,後來又在杭州、成都、廣州、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。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,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,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,增加了國家的收入。
(5)方田均稅法。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,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,因此實行清丈土地。清丈後,將田地的畝數、主人姓名、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,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,均定稅額高低。在清丈過的地區,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,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。

強兵方面:

(1)置將法。針對更戍法造成的「兵不知將,將不知兵」的局面,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,由固定的將官,就地加以訓練,「使兵知其將,將練其士」。當時稱為「置將」。置將法的推行,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。

(2)保甲法。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製,十家為一保,五保為一大保,十大保為一都保。凡家有兩丁以上的,出一人作保丁,選取地主中有「材勇」的人充當保長、大保長和都保正,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。同時規定在農閒時集合保丁,練習武藝;每一大保須於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,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。

另外,王安石還編纂了《三經新義》,頒布天下。通過對儒家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的重新註釋,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。

變法失敗

王安石的變法,在發展生產、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,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王朝衰敗的局面。但是,由於變法的各項內容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,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,後來加上改革派內部出現了分歧和對立,1076年(熙寧九年),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之職。

此後,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,將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,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,試圖改變對外被動挨打的弱勢,取得對遼、夏戰爭的勝利。
  
元豐(1078年~1085年)時期,由於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都以失敗告終,宋神宗遂於1085年憂忿而死。神宗死後,他年方十歲之子哲宗即位,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,起用司馬光做宰相,新法全部被廢掉,變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。史稱「元佑更化」。哲宗親政後,重新起用變法派章惇、曾布為相,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更加激烈,新法只成為他們進行派系傾軋、擴大自己權勢的一種工具。

到此時,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也就完全失敗了。

 

北宋末衰亡編輯本段回目錄

宋徽宗的腐朽統治

宋徽宗統治的25年間(1101年~1125年),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時期。

徽宗荒淫腐朽,他最寵信的官僚是被稱為「六賊」的蔡京、王黼 、童貫、梁師成、李彥、朱勉以及楊戩、高俅等人。他們驕奢淫逸,無惡不作,想方設法增加剝削。他們公開出賣官爵,官職各有定價,所謂「三千索,直秘閣;五百貫,擢通判」。官吏數目,因此大增。為了修建宮殿、園林,宋徽宗命令在蘇州、杭州設「造作局」,集中工匠幾千人,製造各種工藝品,所用原料器材,都是從民間搜刮而來。又在蘇州添設「應奉局」,專門從東南各地搜羅各種奇花異石,用船經由大運河輸送到開封,每十船組成一綱,叫做「花石綱」。

十多年間,東南人民備受荼毒。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肆意揮霍,一年的財政收入只能應付九個月的開支,因此濫發紙幣,增加賦稅,結果物價飛漲。為了增加實物的收入,又設法侵奪民田作為「公田」,時稱「括公田」。

「西城括田所」

從政和元年(1111年)起,宋徽宗設「西城括田所」,負責括田。

西城括田所設置十年之後,所奪民田達343萬多畝。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義對民田大肆掠奪外,官僚、豪紳大地主也依仗權勢兼併了大量的田園宅第。如蔡京霸佔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萬畝。

災難深重的廣大農民,對官僚地主恨之入骨。當時民謠稱:「打破筒(指童貫),潑了菜(蔡京),便是人間好世界。」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聲。

 宋朝
 方臘起義
方臘起義

從1120年(宣和二年)十月到1122年三月,在江浙地區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。這是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。

方臘是睦州青溪縣(浙江淳安)人,雇工出身。青溪及其附近地區盛產竹木漆茶等經濟作物,造作局和應奉局每年從這裡勒索成千上萬斤的漆,其他竹木花石的數量也極為龐大。小生產者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,怨聲載道。於是在1120年,方臘發動群眾,宣告起義。他自稱「聖公」,建年號「永樂」,設置官吏將帥。方臘利用當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來組織群眾,起義隊伍很快便擴大到數萬人。起義軍所向披靡,三個月內,接連攻佔了兩浙首府杭州等地,共攻佔六州六十多縣,隊伍擴大到近百萬人,「東南大震」。

當北宋最高統治者接到方臘起義軍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後,立即派童貫統率官軍南下,鎮壓起義。接著,宋徽宗又「下詔罪己」,宣佈撤消「造作局」、「應奉局」,停運花石綱。

童貫帶領的宋軍過江之後,分路指向杭州等地。這時各地的地主武裝也紛紛出來配合官軍進攻。起義軍兵力分散,抵擋不住宋軍的反撲。次年四月,方臘被俘,就義於開封。浙東的各支起義軍到1122年以後也被鎮壓下去。

方臘起義失敗後,宋徽宗立即恢復了蘇杭「應奉局」,並在開封重新設置了「應奉司」,加緊搜刮「四方珍異之物」,宮殿、園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舊進行。

 宋江起義

在方臘起義前後,宋江領導的起義軍出沒於河北、京東、淮南一帶。

他們打出「劫富濟貧」的旗號,殺貪官,除惡霸,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,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。他們武藝高超,作戰勇敢,能以少勝眾,屢敗宋軍,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1121年夏天,宋軍鎮壓了方臘起義以後,陸續移師北上,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戰鬥,宋江等人投降,起義失敗。但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起義力量仍堅持戰鬥,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。

 

北宋社會經濟編輯本段回目錄

農業生產的發展

北宋時期,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。

當時,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,同時,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,也用來引水上山,灌溉山田。范仲淹的《水車賦》有「器以象制,水以輪濟」之句,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、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。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「踏犁」。「踏犁」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,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。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。

在北宋的墓葬中,往往發現成組的鐵製農具,如犁、耬、耙、鋤、鐮等,其中耙、鋤等中耕農具較多,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。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。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,土壤的性質不同,應施用不同的糞肥。所謂「用糞如用藥」。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,也有所認識。禾譜、農器譜、農書、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,紛紛出現,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。

修築堤堰

宋太宗時,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,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,設置斗門,引澱泊水灌溉,種植水稻,獲得豐收。

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,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、浙江捍海石塘、錢塘江堤、西湖等處。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,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。這次修築,吸收五代時的經驗,把石塊裝在竹籠裡,堆砌成堤,堤外再打上木樁,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。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,年久堙廢。

哲宗時,蘇軾任杭州知府,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,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。此外,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,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。木蘭陂有寬80米,高10餘米,長160餘米的大壩,可攔洪、蓄水、排灌,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。至今仍十分堅固,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。

隨著北宋的統一,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。水稻的優良品種在北宋時已不少,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。占城稻的特點是穗長、無芒、抗旱、早熟。它「不擇地而生」,適於普遍栽種。1011年(大中祥符四年),宋政府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,在江淮、兩浙種植,後來又推廣到北方。

 種植經濟作物

經濟作物的種植,在北宋也有發展。

茶樹的栽培地區越來越廣,淮南、江南、兩浙、荊湖、福建及四川諸路,茶園十分普遍。僅在江南、兩浙、荊湖、福建地區輸送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,每年就達一千四五百萬斤。茶葉已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,同時也是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。

棉花的種植,在福建、廣東一帶逐漸盛行。養蠶和種桑、麻的地區比以前也有擴大。甘蔗主要在浙江、福建、廣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區種植,那裡有許多「糖霜戶」,專門種蔗制糖。

擴大耕地面積

北宋農民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,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面積。

他們因地制宜,在山坡、江畔、海邊開墾農田,造了不少圩田、淤田、沙田、架田、山田。大量的開墾,使墾田面積大為增加。

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、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,北宋時期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。一般年景,其他地方,畝產米一石,江南地區畝產米可達二至三石,甚至還出現了畝產米達四石的記錄,明顯超過唐代水平。

佃農地位的變化

北宋的租佃制有兩種形式:分成和定額制。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種地主的土地,秋收後除留農業稅和種子外,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,產量對分;用地主耕牛的,只分得四成或三成。地主對其肥沃的土地多採取這種分成地租的方式。為了搾取更多的產量,地主往往監督佃客勞動。定額制則是佃客向地主租種土地,一般交納定額地租,數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。地主對生產干預較少。

北宋時期,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強弱,在各地區間有較大差別,但總的趨勢是緩慢地向著減弱的方向發展。佃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離開原地主而佃種別的地主的土地。同時,客戶購買少量土地之後,就可以自立戶名,成為封建國家的稅戶。

佃客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,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廣大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。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,「貧富無定勢,田宅無定主,有錢則買,無錢則賣」的現象相當普遍。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換加速,農民不再世代依附於某一地主,於是封建隸屬關係也就比較鬆弛了。

 宋朝
北宋官窯碗
手工業生產的進步

北宋時期,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。當時,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,都超越前代。生產技術發展顯著,產品的種類、數量、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。

制瓷業的突出成就 

北宋的瓷器,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,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。當時,燒造瓷器的窯戶,遍佈全國各地,所造瓷器各具特色。

官窯(河南開封)、鈞窯(河南禹州)、汝窯(河南汝州)、定窯(河北曲陽)和哥窯(浙江龍泉),是北宋五大名窯。官窯的產品,土脈細潤,體薄色青,略帶粉紅,濃淡不一;鈞窯土脈細,釉具五色,有兔絲紋;汝窯則胭脂、硃砂兼備,色釉瑩澈;定窯以白瓷著稱,並能制紅瓷,其產品十分精美;哥窯盛產青瓷,產品被譽為「千峰翠色」。真宗景德年間,在江西新平設官窯,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「景德年制」四字,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。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,劃花用刀刻,繡花用針刺,印花用板印,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,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,再施白釉。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,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。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,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,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。

時至今日,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,而享譽海內外。

礦冶業的發達

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佔有要地位。礦冶業的發展,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。

北宋時,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鉛、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。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,有三十六冶,礦工約四千人。江西信州(上饒)及其附近盛產銅、鉛,「常募集十餘萬人,晝夜采鑿,得銅、鉛數千萬斤」。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,有高約2米,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,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。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,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。以銅和銀為例,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,銀20多萬兩,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,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,銀100多萬兩,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。另外,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。

造船業的進步 

北宋定都開封,東南漕運十分重要,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,加之海外貿易興盛,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。

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,同時造座船、戰船、運兵船等,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。以漕船為例,真宗時,年產量達2900多艘。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,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,稱為「神舟」,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,載重量約為1100噸。海船都是「上平如衡,下側如刃」的尖底船,具有吃水深、抗風浪強的優勢。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,頭桅高八丈,共裝帆110幅。全船分作三艙,中艙又分四堂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。

更值得指出的是,當時指南針已應用於航海,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。北宋時,舟師在航行中,夜觀星,晝觀日,遇陰晦天,則看指南針。

雕板印刷和造紙業

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,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。

國子監刻印的書,後世稱為監本。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。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、福建建陽、四川眉山都是印刷業的中心。

北宋紙的種類很多,竹、籐、楮、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。四川的布頭箋、冷金箋,歙州的凝霜、澄心,宣州的栗紙,浙江的籐紙,溫州的蠲紙等,都是有名的品種。歙州出產一種長紙,製作甚精,一幅長五十尺,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,勻薄如一。

絲織業

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占主要地位。

絲織品的種類繁多,絹有五十多種,綾有二十七種。河北定州的緙(刻)絲,用各種顏色的絲線,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。京東單州的薄縑,每匹只有百株(四兩)重,望之如霧。這些都是絲織珍品。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。淮南、江南、荊湖、福建、廣南等路,都產麻織布。其中黃、宜、袁、吉等州的紵布,虔州的白攽,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。

工匠地位的變化

北宋時期,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,工匠的身份、地位有了變化。

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,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,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、不同部門而異。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,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,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。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,稱「當行」或「鱗差」,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,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,不是無償服役,而是付給一定的「雇值」。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,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。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。

 城市和市鎮的興旺

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,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。北宋以前的城市,一般是坊、市分區,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。北宋時,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,徹底打破了「坊」、「市」的界線,商店可以隨處開設,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。

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,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,街道兩旁商店、旅舍、貨攤林立,人來車往,十分熱鬧。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,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。營業時間不受限制,除白天營業外,還有夜市和曉市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,規模很大。市內還出現了「瓦捨」(或稱「瓦肆」),裡面有「勾欄」(歌舞場所)、酒肆和茶樓,還有說書、演戲的,成為娛樂的中心。宋人張擇端所畫《清明上河圖》,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。

北宋時期,由於舊坊制被打破,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,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,組織更加嚴密。唐朝時,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,叫做草市,北宋時更加發展。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,北方叫做集,南方叫做墟或趕場。在草市或集、墟的貿易中,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佔大宗,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。有些草市或集、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,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。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樑,它的發展,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繁榮。

 宋朝
交子 
白銀和交子

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,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。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,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。以後逐漸增加,到神宗熙寧六年(1073年),達六百餘萬貫。 除銅、鐵錢外,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。租稅的徵收、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。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,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。 國家稅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,1021年(天禧五年)為883900多兩, 到1120年(宣和二年)為1860萬兩。黃金雖在流通,但不佔重要地位。

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──「交子」。北宋建立後,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,因鐵錢重,攜帶不方便,公元10世紀末葉,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「交子鋪」,發行紙幣「交子」,代替鐵錢流通。仁宗天聖元年(1023年)冬,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,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,正式創立「交子務」,改交子為官辦,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,定期發行,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。徽宗時,改交子為「錢引」,擴大流通區域。但錢引不備本錢,大量印發,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。

 商稅和專賣

由於商業發達,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。在全國各地設置場、務等機構,專門徵稅。

宋朝商稅分為兩種:過稅,每關值百抽二,是對行商抽的;住稅,值百抽三,是對坐賈抽的。正稅之外,還有雜稅。隨著商業的繁榮,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。真宗景德年間,商稅只有450萬貫,到仁宗時,即增加到2200萬貫。

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,對鹽、茶、酒、礬等實行專賣,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。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,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,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。

 

遼、夏興亡編輯本段回目錄

契丹社會的發展

契丹族是鮮卑族的分支,在4世紀前期已見於歷史記載。唐太宗時,契丹歸附唐朝,唐在其地設松漠都督府。

從武則天時開始,契丹逐漸強盛,但受到突厥和回紇的壓制。唐後期,回紇衰亡,中原戰亂不休,契丹乘機興起,成為漠北的強大勢力。

長期以來,契丹分為很多部落,其中主要有八部,各部的酋長叫做「大人」。八部大人又共推其中一人為可汗,作為最高首領。另外,還有一個負責軍事的首領,稱為「夷離堇」,他和可汗成為二頭首長。這是原始氏族社會的一種獨特產物。

唐末,北方漢人紛紛避亂北出長城,契丹貴族也乘機南下俘掠人口,因此,契丹境內的漢人越來越多。這些漢人帶去了中原的先進生產技術。到9世紀後期,契丹已經有了農耕、冶鐵和紡織等生產事業,並開始建築房屋城邑。

與此同時,契丹把俘虜的大量奚族、其他族人當作奴隸。隨著氏族首領財富和奴隸的不斷增加,形成了顯貴家庭和特權階級,部落內貧富差別及對立逐漸顯露。

遼政權的建立

耶律阿保機(872年~926年)出身契丹貴族家庭,從他的七世祖起便充當夷離堇。阿保機於901年繼承夷離堇之位。907年,他又被推為可汗。

阿保機採納漢族士大夫的建議,推翻了氏族社會推選可汗的制度,擊敗敵對勢力,於916年自立為皇帝,國號契丹,建元神冊。定都上京臨潢府(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左旗南波羅城)。

926年,契丹滅渤海國。這時,契丹軍隊已轉變為對外掠奪、對內鎮壓的工具。軍隊的骨幹是直屬皇室的「御帳親軍」和「宮衛騎軍」,還有由貴族將領統率的部族軍和州縣軍。此外,還創製了契丹文字和成文法律。

 宋朝
 遼太宗耶律德光
遼的制度 

遼太宗耶律德光繼位(927年~947年)後,領土擴大至大漠南北和長城以內,「幅員萬里」。境內人民大體可分為以農業為主的漢人、渤海人和以畜牧業為主的契丹、奚等族人民。

為了適應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產方式,遼太宗取得幽雲十六州後,在中央設置南面官(以其官署設在皇帝牙帳之南)、北面官(官署設在皇帝牙帳之北)的雙軌統治機構。南面官依據「漢制」統治漢人及渤海人,雜用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契丹貴族;北面官以「國制」(遼朝制度)統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數民族,機構比較簡單,是根據契丹部落的傳統建立起來的,一律任用契丹貴族。

遼的地方行政組織,還有一種「頭下軍州」(或作「投下軍州」)。這種州,都是由遼的宗室、外戚、大臣和所屬部族首領中立有戰功的人,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獲的人口設置的。被俘掠的漢人和渤海人大都被安置在適宜農耕的地區,有技藝的則從事手工業。這些從事農耕的人,一方面要向頭下軍州的貴族交納實物地租,另外還須向遼政府交納課稅。城市裡的商稅,除酒稅交給政府外,其他均歸頭下軍州的貴族所有。這裡的官吏,除節度使外,都由各州的貴族委派。頭下軍州的戶口,一面依附本主,一面依附遼政府。隨著封建因素的增長,頭下戶逐漸演變為「二稅戶」,與農奴身份接近。

10世紀末以後,遼朝的中央集權體制已日益加強,以往建置的頭下軍州,逐漸被收歸中央直接管轄。而且法制也更多地採取漢制,到這時,封建制的統治已全面確立了。

契丹經濟的發展

契丹政權建立後,統一了中國北邊的廣大地區,並利用國家權力把大量漢人、渤海人遷居到它的內地,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。這在客觀上,形成了契丹地區各族的雜居局面,加速了先進生產技術的傳播和經濟、文化的交流,有利於各族人民的融合。在契丹政權統治的二百年間,東北地區的社會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。

畜牧業在契丹經濟生活中一直居於首要地位。同時,農業也有很大的發展,上京臨潢府附近「地沃宜耕植」,漢族和渤海等族農民被遷到那裡從事耕墾。遼東一帶適宜於農耕,在渤海、女真等族人民的共同勞動下,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,「編戶數十萬,耕墾千餘里」,至遼聖宗、興宗年間,糧食豐足,有五十餘城設立了「和糴倉」。

手工業以冶鐵業較為發達。其境內首山(今鞍山)的鐵礦早已開採,近來考古工作者曾在那裡發現了遼朝礦坑兩三處,深達18米以上。在山西大同一帶遼朝遺址中,發現了包括相當多鐵鏵犁在內的許多鐵製工具。

漢族的紡織技術也傳到了契丹地區,靈河(大凌河)流域蠶織業發達,居民只向政府輸納絲織品而不交穀物,稱為「絲蠶戶」;上京臨潢府也有絲織作坊。

陶器製造業也有發展,近年在遼寧境內出土的契丹陶瓷製品中,就有單色釉,有些表裡都掛釉,還有三彩釉,它直接繼承並發展了唐代的陶瓷製造傳統。

在商業方面,契丹不僅同南方各政權以及西北的西夏、高昌、於田、回紇等都有貿易往來,而且還與日本、高麗、新羅、波斯、大食等國通商。

遼宋和戰

五代時,契丹佔領幽雲十六州,並曾一度攻佔開封,使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。

979年(太平興國四年),宋太宗領兵滅北漢後,乘勝北伐幽州(北京市)。一路勢如破竹,遼朝地方官紛紛投降。但宋軍因連續作戰疲乏,最後在高粱河一帶大敗。此後,遼兵時常南下騷擾。980年,遼兵攻打雁門,被鎮守代州的宋朝名將楊業打敗。

986年(雍熙三年),宋軍再度分兵三路北伐。東路軍以曹彬為統帥,進軍幽州;中路軍以田重進為統帥,攻打蔚州(河北蔚縣);西路軍以潘美為統帥,楊業為副,進取雲州(山西大同)。最初,中、西兩路進軍順利,收復了不少地方,但東路軍抵達幽州時,遇契丹主力,退到岐溝關(涿州西南四十里)時,被契丹名將耶律休哥率領的騎兵打得大敗。宋太宗急令中、西兩路宋軍撤退,並命潘美、楊業護送雲、應(山西應縣)、寰(山西朔縣東)、朔(朔縣)四州人民內遷。楊業孤軍奮戰,身受數十處創傷,仍然英勇搏鬥,最後負傷被俘,絕食三日,壯烈犧牲。長子延玉也戰死。

在高粱河與岐溝關兩次戰役失敗後,北宋放棄了收復幽雲失地的計劃,轉而在北部國防前線步步設防,對契丹採取消極防禦的政策。

1004年(景德元年),契丹軍隊大舉南下,遭到沿途宋方軍民的抵抗,只攻下少數城池。但因宋政府缺乏抗戰的信心,又沒有統一的部署和指揮,各城孤軍作戰,使契丹軍隊乘虛深入,一直打到黃河北岸的澶州附近。消息傳到開封,宋廷驚惶失措,有的大臣主張遷都南方。宰相寇准堅決主張抵抗,並勸宋真宗到前線督師以鼓舞士氣。當宋真宗和寇准等人同往澶州途中時,契丹統帥蕭撻覽在前線中箭而死,契丹士氣大挫。宋真宗抵達澶州後,雙方議和,訂立了「澶淵之盟」。從此,遼、宋之間基本上消除了戰爭。

黨項的崛起

黨項族是羌族的一支。唐初,黨項酋長拓跋赤辭率眾歸附,唐太宗賜其李姓。唐後期,黨項族受到吐蕃的壓迫,逐步移入今陝甘寧邊境。居住夏州(陝西靖邊縣北)的部落稱平夏部。

唐末,平夏部酋長拓跋思恭帶領軍隊參加鎮壓黃巢起義軍,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,進爵夏國公,復賜李姓,據有夏、銀(陝西米脂西北)、綏(陝西綏德)、宥(陝西靖邊東)、靜(陝西米脂西)五州。五代時,各朝都默認黨項李氏對這一地區的統治,直到北宋初年仍保持這種狀態。

8世紀中葉,黨項族已經進入氏族公社末期。平時各部不相往來,遇有戰事才聚集起來。宋太祖時,黨項李氏曾經入貢。太宗、真宗時,黨項酋長李繼遷時叛時降,並和遼朝結成犄角之勢,共同對付宋朝。1002年(鹹平五年),李繼遷攻下靈州(甘肅靈武),改稱西平府,次年遷都於此。

1003年,李繼遷死,子德明繼位。德明鑒於對宋長期戰爭,內部力量不足,並為了向西發展,便於1006年與宋議和,此後,對遼朝也照舊維持臣屬關係。德明在位期間,先後向西攻佔了回紇的甘州(甘肅張掖)和涼州(甘肅武威)。

1032年(明道元年),德明死,子元昊即位,繼續向西用兵,又攻佔瓜州(甘肅安西)、沙州(甘肅敦煌)、肅州(甘肅酒泉)。這時,黨項族的領土已東盡黃河,西界玉門(敦煌縣西),南接蕭關(寧夏固原縣西南),北控大漠,地方萬餘裡。

 

西夏建國編輯本段回目錄

 宋朝
本圖為西夏武士的鎧甲和戎服復原圖。
元昊即位時,黨項族在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,已經向封建制轉化,但尚保存軍事民主制的遺風。

元昊是黨項族的傑出首領,他精通漢文,熟悉宋朝典章兵法,以至佛經。他對蕃、漢各族情況都很熟悉,注意吸取漢族的統治經驗,並多方爭取宋朝境內失意的知識分子為他所用。

元昊模仿宋朝制度,建立了中央、地方組織。西夏的騎兵很精銳,人數在十五萬以上。元昊又命大臣仿照漢字創造西夏文字,又設學校培養人才。

1038年(寶元元年),元昊正式稱帝,國號大夏,建都興慶府(寧夏銀川市),史稱西夏。

 

「慶歷和議」

從李繼遷開始,西夏和宋不斷發生戰爭。德明繼位後,改變策略,與宋和好,要求宋朝承認其在西北諸州的統治權,每年給予一定數量的物資,取消對其青白鹽的禁令,開設互市榷場。宋朝答應了這些要求,當時在陝西保安軍(延安境內)設有榷場。西夏以駝、馬、牛、羊及土產品,交換宋朝的絲織品以及香藥、瓷器、漆器等,貿易十分頻繁。

元昊稱帝后,宋夏關係又破裂。北宋剝奪元昊的官爵,又關閉榷場,雙方矛盾因而激化。從1040年(康定元年)開始,元昊不斷發動對宋的戰爭,多數戰役都以宋朝的失敗而告終,宋軍損失慘重。宋在多次失敗後,採取知延州事范仲淹的主張,對西夏實行清野固守政策,並爭取邊境各族人民,共同對付西夏,守衛邊境。

西夏雖然不斷取得勝利,但傷亡也不小,又得不到實際的果實。戰爭不僅耗費了大量軍費,又失去了宋朝每年給予的歲幣;西夏境內又不斷發生災荒,物資缺乏,賦役不斷加重,人民厭惡戰爭。西夏統治者在各族人民的壓力下,終於又向北宋提出議和的要求。

1044年(慶歷四年),宋、夏訂立「慶歷和議」,重開邊境榷場,恢復了民間商販的往來。
 
 西夏的經濟

黨項族人民遷移到陝甘寧地區後,仍然以畜牧業為主。甘州和涼州兩地,水草豐美,有利畜牧經濟的發展。河套地區是黨項族和漢族人民雜居的地區,以農業為主,「地饒五穀,尤宜稻麥」。他們的祖先很早就在靈州修建了不少「支引黃河」的古渠,提高了抗旱和防澇的能力。

黨項族人還大量開墾荒地,甚至連寧夏邊界的閒田、禁地,也冒著危險進行開墾。西夏境內,制鹽業最發達。鹽州(寧夏鹽池北)境內的烏池和白池所產的青白鹽,製作精良,價格低廉,是西夏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。

西夏還設置文思院,搜羅各族工匠,進行各種手工業生產。其中氈毯業最著名,產品銷往各地。

此外,西夏設置了「鐵冶務」負責鐵器生產,冶鐵技術也有進步。西夏境內產鐵數量雖不多,但製作精良,製成的甲冑,「皆冷鍛而成,堅滑光瑩,非勁不可入」。(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一三二)隨著貿易的發展,西夏設立專門鑄錢的機構──通濟監,鑄造了大量的錢幣,以供市場上的需要。
 
  建立「大理」政權

 宋朝
大理古城
9世紀末,建都在雲南大和城(雲南大理縣南)的南詔,改國名為「大禮」。902年,南詔權臣鄭買嗣滅南詔自立,改國號為「大長和」。927年,權臣楊干貞殺鄭氏,滅大長和國,擁立趙善政為王。928年,楊干貞又廢趙氏自立,改國號「大義寧」。楊、趙兩家都是白族大姓。楊氏統治「貪虐無道」,於是爆發了以白族段思平為首的廣大奴隸、農奴和部落百姓聯合的大起義。937年,段思平攻入大和城,推翻了大義寧政權,建立了「大理」政權。

大理政權以洱海地區為中心,境內主要居住著白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。它承襲了南詔的一切制度,進行封建剝削和統治。

大理統治時期(937年~1253年),農業和手工業已相當發達,在興修水田、開闢梯田、利用山泉灌溉方面都有很多的創造。畜牧業有馳名中外的大理戰馬和綿羊、長鳴雞等畜產。冶鐵、制氈、織綾等手工業也相當發達。大理刀和劍,鋒利精美;象皮製造的甲冑,綿羊毛織成的披毯,都是名產,為內地人民所喜愛。境內已出現定期的商業貿易市場。

大理實行和平的對外政策,同四鄰沒有發生大的戰爭,因此社會經濟逐漸繁榮,在商業上和北宋王朝以及南海諸國均有密切交往。

 

南宋與金的和戰編輯本段回目錄


 宋朝女真的興起

女真族是中國東北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。10世紀初,女真人大多附屬於契丹,其中居住西南部編入契丹戶籍的稱為熟女真,居住東北部不編入戶籍的稱為生女真。生女真人數最多,包括幾十個部落,其中以完顏部為較大,建立金朝的阿骨打就出身於這個部落。

在10世紀末年以前,完顏部還過著「遷徙不常」的漁獵和畜牧生活。到10世紀末、11世紀初,酋長綏可統治時,才定居在按出虎水(阿什河)的旁邊。這時,女真人逐漸學會「刳木為器,製造舟車,種植五穀」。這時,他們過著半漁獵半農耕的生活。

11世紀中期,烏古乃當酋長,接受遼朝的官職,聲勢更盛,從長白山、圖們江、雅蘭河到黑龍江下游的五國部,都聽從他的命令。完顏部已成為統一女真諸部的核心。

由於女真人民的辛勤勞動和鐵器的使用,女真族的生產早已有了剩餘,它同鄰國和遼朝的貿易很頻繁,階級分化已很明顯,富有的貴族和家族已佔有奴隸。奴隸除用於勞動生產外,還用於陪嫁或殉葬。為了鎮壓奴隸的反抗和抵禦遼的欺凌,到完顏阿骨打(烏古乃的孫子)時,便建立了奴隸制的國家。

金朝的建立

1113年(政和三年),阿骨打擔任了女真部落聯盟的酋長,開始從事反抗遼朝奴役的鬥爭。

當時,遼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(「天祚帝」)在位,荒淫暴虐,對女真人的勒索壓迫更加凶狠。遼派駐東北的地方長官,到任後迫使女真各部奉獻禮物,並肆意攤派,女真人不勝其騷擾。特別是所謂「銀牌天使」,以欽差大臣名義到處敲詐,姦污婦女,更激起女真人的憤怒。

阿骨打順應了女真民族反抗奴役的要求,在1114年秋,正式舉起反遼的旗幟,帶領少數軍隊先後在寧江州(吉林扶余縣東南)等地大敗遼兵。接著,陸續攻佔遼朝邊境州縣,軍事力量更加強大。

1115年,阿骨打稱皇帝,國號「大金」,年號「收國」。定都按出虎水旁的會寧府(黑龍江省阿城縣南)。阿骨打稱帝后,擴充和整頓了軍隊,推行了猛安謀克制度。猛安謀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部落組織,阿骨打對此加以發展。對歸附部族的首領,一律給以猛安或謀克的稱號,對其部眾則和女真本部族戰士一樣進行軍事編制,規定以三百戶為一謀克,十謀克為一猛安。由於實行了兵民合一的制度,猛安謀克既是軍事組織,又是地方行政組織。在其管轄之下的各戶壯丁,平時從事生產,戰時應徵出戰。

「海上之盟」

遼朝在天祚帝統治時期,社會矛盾日益激化,統治階級的實力因內訌而大為損耗。當金人逐漸強盛向南擴張時,遼境內被壓迫的各族人民,特別是女真人、渤海人和漢人紛紛起義,使得遼朝實力更加削弱。

當遼兵屢敗後,宋朝君臣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復燕雲地區。從1117年(政和七年)起,先後數次派人從登州山東蓬萊)渡海到金國,相約夾攻遼朝。

1120年(宣和二年),約定雙方出兵,各以長城為界,金攻遼的中京大定府(內蒙古寧城縣西),宋攻遼的燕京析津府(北京市)。滅遼以後,燕雲諸州歸宋,北宋原來每年給遼的銀和絹照數轉獻給金朝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海上之盟」。

遼的覆滅 

1122年正月,金兵攻下遼的中京,天祚帝逃往夾山(內蒙古薩拉齊西北)。三月,金將粘罕又攻破遼的西京大同府。五月,宋政府派童貫、蔡攸(蔡京之子)等領兵北伐,遼將蕭干、耶律大石率兵應戰,宋軍十五萬狼狽潰散。十月,童貫又派兵十萬北伐,宋軍攻入燕京,又被遼兵逐出,駐紮於盧溝以南的宋軍,燒營南逃。十二月,金兵由居庸關南下,不戰而得燕京。

1123年中秋,金太祖死,弟吳乞買立,是為金太宗。1125年(宣和七年)二月,遼天祚帝被金兵俘獲,遼亡。遼朝立國凡九帝,210年。

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,契丹貴族耶律大石自立為王,率兵到伊犁、錫爾兩河流域間,憑借回紇的力量,建立了國家。中國史書上稱其為西遼,後來蒙古人稱其為哈喇契丹,即黑契丹。它在傳播中國文化,開發當地資源,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等方面起過積極作用。

「靖康之難」 

 宋朝
 靖康之恥
北宋對遼作戰的失敗,對金交涉的軟弱退讓,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。女真貴族佔領燕京以後,就不承認宋金兩方議定的條件。經過反覆交涉,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薊(天津市薊縣)、景(河北遵化)、檀(北京市密雲縣)、順(北京市順義縣)等四州土地。以徽宗為首的北宋最高統治集團,還認為金主的要求已經得到滿足。遂撤除了邊境的防禦,陶醉在所謂「復燕雲」的「勝利」之中。

1125年十月,金兵兩路南下,宋徽宗急忙把帝位傳給兒子趙桓(欽宗),自己逃往南方。金西路軍因受到太原軍民的堅強抵抗,無法前進,但東路軍很快包圍了開封。

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情況下,北宋統治集團分化為抗戰派和投降派,兩派在和戰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。宋欽宗和宰相李邦彥、張邦昌等主張屈辱求和,答應賠款、割地,企圖用這個辦法來保全自己的統治地位。抗戰派首領李綱堅決反對屈辱求和,他親自督戰,開封軍民堅決守城,士氣旺盛。這時河北、山東地區的義軍也起來打擊金兵,因此孤軍深入的金軍考慮到形勢不利,被迫撤退。

金兵北退之後,投降派又得勢,李綱被迫離開首都,各路勤王之師和民兵被遣散,邊防空虛,北宋統治集團仍然過著荒淫腐朽的生活。不到半年時間,1126年(靖康元年)秋,金兵又分東西兩路南下。西路金軍攻克太原後,乘勝渡河,與東路金軍共同圍攻開封,閏十一月二十五日,開封城破。

金因為兵力有限,所以在佔領開封四個多月,大肆勒索搜刮以後,於1127年農曆四月初一日,撤兵北上,帶走包括徽、欽二帝在內的全部俘虜和財物。開封及其附近州縣又慘遭一次浩劫。史稱「靖康之難」。北宋的統治到此結束。

南宋的建立

金兵在撤出開封之前,冊立原北宋宰相張邦昌為「大楚」皇帝,讓他替金人統治黃河以南地區。偽楚政權很快為人民所唾棄,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於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於應天府(河南商丘),改年號為建炎,是為宋高宗。後來高宗又定都臨安(浙江杭州)。史稱此後的宋朝為南宋。

南宋政權建立初年,由於金兵的嚴重威脅,不得不起用抗戰派代表人物李綱為左相。那時,河北、河東的軍民紛紛組織義軍抗敵,多的幾萬人,少的也有上萬人。李綱認為應該支持沼帔強大的武裝力量,收復失地,並且推薦宗澤留守開封。但是李綱當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黃潛善(右相)、汪伯彥(知樞密院事)擠走,他所苦心經營的抗金措施,一概被廢除。在這種情況下,太學生陳東、進士歐陽澈先後上書請留用李綱,罷免黃、汪,還都開封,竟被高宗殺害。接著,高宗和黃、汪等逃往揚州,再也不提抗戰的事了。

北方軍民的抗金鬥爭

宋政府南逃以後,金朝又分路向山東、河南、陝西進攻。這時北方義軍在敵後更加活躍,到處打擊金兵。

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軍、河東的紅巾軍,此外,還有河東中條山區的義軍,河東呂梁山區和太岳山區的義軍、河北慶源五馬山的義軍、山東梁山泊的水上義軍等等。這些義軍的抗金活動,牽制著金兵的南下,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統治不能穩定下來,因而幫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。

此時,東京留守宗澤不但逐步加強了開封的防禦工事,而且還積極聯絡北方義軍。宗澤前後二十多次上疏勸說宋高宗回東京,可是高宗和黃、汪等人沒有信心抗戰,而且擔心義軍的力量壯大,會動搖自己的統治。因此,對金採取屈辱投降的政策。

宗澤的多次要求,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採納,終於憂憤成疾而死。

南方軍民的抗金鬥爭

1129年初,金兵又分路南下,宋高宗等人倉皇渡江逃往杭州。十月,金將兀朮領兵十萬分兩路渡河,長驅直下。宋高宗又從臨安(建炎三年升杭州為臨安府)奔越州(浙江紹興)、明州(浙江寧波)。

1130年初,高宗再從定海(浙江鎮海)乘船逃往溫州。金兵下海追趕三百多里,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,才引兵遁去。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。

在金軍南下的過程中,各地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。其中金兵北退經過鎮江及建康(江蘇南京)東北的黃天蕩時,受到宋將韓世忠水師的攔擊。激戰時,韓夫人梁氏親自擊鼓助威,相持四十八天,金兵才逃脫。抗金名將岳飛也率領一支軍隊,在建康附近多次給金兵以打擊。在陝西的張浚部隊也向金兵發動進攻,以減輕金兵對東南地區的壓力。

金兵北退後,宋高宗才北返越州。1131年改元「紹興」。1132年正月,南宋朝廷才在臨安府安頓下來。1138年,南宋決定與金議和,正式下令定都臨安。

1130年九月,金立南宋叛臣劉豫為「大齊」皇帝,統治河南、陝西之地,建都大名(河北大名),後遷開封。

南宋軍民的抗戰

在1130年(建炎四年),兀朮南侵失利後,金朝統治集團改變戰略,把重兵集中到陝西一帶,攻下了陝西南部的一些州縣,準備由這裡進入四川,控制長江上游,用大迂迴的戰略包圍南宋。西路宋軍在吳玠、吳璘兄弟率領下,在陝西的和尚原(寶雞西南大散關之東)和仙人關(大散關西南)打敗兀朮的主力軍十萬人,粉碎了金兵南下的企圖。

1134年夏秋之間,中路宋軍在岳飛的率領下擊敗了偽齊的主力軍,收復了襄陽府等六個州郡。同年十月,東路宋軍在韓世忠的帶領下,於揚州西北的大儀鎮打敗金兵,一直追到淮河南岸,駐軍楚州(江蘇淮安)。

1136年春,劉光世、張俊繼韓世忠之後,從江南移屯淮上,岳飛從鄂州(湖北武昌)進駐襄陽,南宋各路軍隊發動多次反攻,與北方義軍相呼應。韓世忠越過淮河,曾經一度攻抵徐州東南;岳飛派兵深入偽齊境內,收復洛陽西南一些州縣,與太行山義軍取得聯繫,後因糧食不足撤回。

1137年,金朝重臣粘罕失勢死去,撻懶一派掌握大權,金對宋的軍事、政治策略也因而改變。他們取消偽齊,對南宋政府採取「以和議佐攻戰」的誘降策略。

1137年(紹興七年)年底,宋高宗得到金朝願意議和的消息後,立即再度起用秦檜當宰相兼樞密使,不顧許多武將文臣的反對,於1139年(紹興九年)與對方訂立了和約。

 宋朝
 岳飛
 岳飛蒙冤

1140年,金朝又發生政變,撻懶一派被推翻,兀朮一派掌握大權,立即撕毀和約,對南宋發動全面進攻。但南侵的金軍遭到各路宋軍的英勇抗擊,劉錡指揮原八字軍近兩萬人在順昌(安徽阜陽)擊潰兀朮帶領的精銳部隊「長勝軍」十萬多人,取得了大捷。淮東韓世忠部北上克復了海州(江蘇連雲港市),淮西張俊、王德部先後進入淮河以北。東西各路軍的勝利,對中路岳飛部隊的北伐很有利。

六月二十二日,岳飛從德安府(湖北安陸)大舉北伐。他不顧高宗要他班師的命令,先後收復了蔡州(河南汝南)、穎昌(河南許昌)、鄭州、洛陽等地。

大軍逼近金朝戰略要地開封,雙方在郾城(河南郾城)會戰。岳飛親率騎兵參戰,大破金兵。給金方以重大打擊,創造了收復中原的有利條件。與此同時,黃河以北的義軍紛紛響應,到處牽制金兵的活動。這時,宋高宗認為自己已有力量守住淮河,如果繼續打下去,將促使大將久握重兵,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勢,於是就同秦檜商定,命令各路軍隊「班師」。

宋高宗、秦檜等人又準備簽訂和約,恐將帥反對,便任命韓世忠、張俊為樞密使,岳飛為副使,明升其官,實則解除他們的兵權。不久,秦檜捏造岳飛謀反的罪名,逮捕岳飛及其子岳雲、部將張憲等。

 「紹興和議」

1140年十一月,南宋與金簽訂了和約,史稱「紹興和議」。其主要內容如下:

其一,宋向金稱臣,「世世子孫,謹守臣節」;

其二,宋金疆界,東以淮河中流,西以大散關(陝西寶雞西南)為界。宋割唐(河南唐河)、鄧(河南鄧縣)二州及商(陝西商縣)、秦(甘肅天水市)二州之半予金;

其三,宋歲貢銀二十五萬兩,絹二十五萬匹。

和議簽定不久,十二月,宋高宗、秦檜以「莫須有」的罪名殺害了岳飛和岳雲、張憲,製造了宋代歷史上最大的冤案。

金兵南下

 宋朝
 南京秦檜墓
紹興和議後,金統治者開始準備遷都,把女真猛安謀克戶大量遷到兩河及中原,分給他們大批從民間掠奪來的土地,稱為屯田軍(或屯田戶),用來監視和鎮壓各族人民。這個措施客觀上加速了民族融合以及女真人的封建化過程。

1148年,兀朮死,海陵王完顏亮當右丞相。次年,完顏亮殺金熙宗,自立為帝(1149~1161年)。1153年,宣佈燕京為首都,命名為中都大興府。

為了南下掠奪,完顏亮又著手經營開封,1161年(紹興三十一年)夏,再遷都南京開封府。九月,便以號稱百萬的兵馬,分為四路,大舉南下。金兵南下後,僅一個月左右,就進抵長江北岸。十月中旬,高宗派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、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。淮西、淮東的宋軍雖然節節敗退,但在淮東海濱的宋水師將領李寶與義軍魏勝部相配合,不但收復了海州,並幾次打敗了金人的進攻;荊襄一線的宋軍,收復了唐、鄧等州縣;西線的宋軍,收復了秦、洮(甘肅臨潭)、隴(陝西隴縣)、商州等地。

在金兵南下之前,北方各地的反金武裝已經風起雲湧,契丹諸部也紛紛起來反抗。在金兵南下途中,金東京留守完顏雍乘機自立為帝,改元大定,下詔宣佈完顏亮的罪狀。完顏雍就是金世宗。十月底,完顏亮攻抵長江北岸。不久,金從採石渡江。

這時,虞允文以參謀軍事的身份擔負起指揮責任。他派水軍堵住北岸楊林河口,截擊金兵。金方船小兵多,運轉不便;宋方的蒙沖艦(車船)卻往來如飛,又使用「霹靂炮」轟擊,把金兵打得大敗而逃。採石渡江失敗後,完顏亮被部將射殺,金兵北歸。十二月,金世宗遷都燕京。

「隆興和議」

1162年夏末,宋高宗傳位給他的過繼兒子趙慎,是為孝宗。孝宗起用抗戰派張浚為樞密使,主持北伐。但北伐很快失利,1163年(隆興元年)金兵大舉南下,宋軍損失慘重。

此後,主戰派人物又陸續被排斥出朝,以秦檜的黨徒湯思退為首的主和派又得勢。宋金雙方進行和談,到1164年簽訂了和約,史稱「隆興和議」。

其主要條款如下:

  其一,南宋不再向金稱臣,世為叔侄之國;

  其二,原來的「歲貢」改稱「歲幣」,每年減少銀絹各五萬兩匹,仍支銀二十萬兩,絹二十萬匹;

  其三,疆界與紹興時相同(宋放棄新收復的海、泗、唐、鄧、商、秦六州)。

 「嘉定和議」

宋朝隆興和議之後,宋金休戰了四十多年。金章宗(1190~1208年)在位晚期,金朝北邊受到蒙古族的侵逼,內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。南宋重臣韓侂胄便趁機對金用兵,進行北伐。

1206年(開禧二年)五月,宋分道進兵。初時收復了一些地方,不久,金援兵大量南下,宋軍大敗。金人要求懲辦戰爭禍首,主和派禮部侍郎史彌遠等竟殺死韓侂胄,函其首送給金人。1208年(嘉定元年),雙方重定和約,史稱「嘉定和議」。

其主要內容如下:

  其一,依靖康故事,世為伯侄之國;

  其二,增歲幣為銀三十萬兩,絹三十萬匹;

  其三,疆界與紹興時相同(金放棄新佔領的大散關、濠州等地)。

南宋另給金軍犒軍銀(賠款)三百萬兩。此時,蒙古勢力已在北方興起,並不斷南下攻戰,而金和南宋則漸次衰落下去。

南宋、金朝的經濟編輯本段回目錄

農業的發展

宋金並立時期,南方的水利事業大大超過北方。史載:「南渡後,水田之利,富於中原,故水利大興。」(《宋史·食貨志》) 除了修復久被堙廢的水利之外,還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。

南宋的圩田面積又有擴大。如太平州的當塗、蕪湖、繁昌三縣,圩田面積佔全縣農田的十分之八九。宣城縣有圩田179所。另外,塗田、沙田、梯田等也大量開墾,農田面積不斷增加。

農業生產技術也以江浙一帶最進步,四川次之。江浙農民深耕熟耨,使土細如面。大暑時節,決放田水,讓太陽曝曬,使苗根堅固,稱為「靠田」;苗根堅固後,再車水入田,稱為「還水」。此後,遇旱不枯,可保豐收。當時,上等田畝收五六石。「蘇湖熟,天下足」的諺語由此產生。

南宋時,植棉區已不限於兩廣和福建,逐漸推廣到長江和淮河流域。由於經濟作物的逐步推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,在宋代特別是南宋,無論在官田上或私田上,採用貨幣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。

 絲織技術

宋朝南宋時,絲織技術有新的提高。蘇州、杭州、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,各有織機數百台,工匠數千人,規模宏大,分工細緻,絲織品種類繁多,產品精緻美觀。

南宋紡織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。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,棉紡織業逐漸普遍起來。宋人《木棉》詩中有「車轉輕雷秋紡雪,弓彎半月夜彈雲,……機杼終年積婦勤」等句,反映了扦子、彈花、紡紗、織布的勞動過程,以及所用鐵鋌、彈弓、紡車、織機等各種棉紡織工具。

由於新的紡織工具的出現,已能織出帶有細字、小花卉的花布。1966年浙江蘭溪縣南宋古墓中,出土了一條隨葬棉毯,說明江南地區不僅能織布,而且還能織毯,反映了棉紡織業的新發展。

造船業與制瓷業

南宋時期,造船業得到進一步發展。明州、泉州、廣州等造船業中心,仍然製造大型海船。1974年,在福建泉州灣發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。根據其長、寬、深計算,載重量當在二百噸以上。這艘船的造型和結構都與宋代文獻記載相吻合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,它的船艙竟多達十三個。

南宋時還普遍製造車船。車船裝有輪子,用腳踏輪,激水而行。

南宋制瓷業的規模宏大,有的窯址堆積面達二十畝,高二十米。臨安鳳凰山下的修內司官窯,所燒瓷器,「極其精製,釉色亦瑩澈,為當時所珍」。景德鎮是著名制瓷中心,產品遠銷各地。浙江龍泉所產傳統青瓷,仍為當時上品。

其他如造紙、印刷、制茶以及火器製造等業,也都相當發達。

商業和城市的繁榮

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的中心。從浙江及其他州郡前來的貨船,絡繹不絕。此外,平江、建康、鄂州、江陵等沿江城市,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。墟市則比北宋更加普遍,僅廣東一路就有墟市八百個,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業的繁榮。

宋朝宋金並立,雙方貿易往來仍然頻繁。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,稱為榷場。除榷場外,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。在今吉林、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,均曾發現南宋湖州製造的銅鏡。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,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。至於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,更是遍及全國。

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。高宗末年,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,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。由於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,貨幣鑄造供不應求。在對外貿易中,銅錢又大量外流。紙幣日益代替銅錢,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。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為川引外,還發行了會子。南宋政府發行紙幣,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。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,造成幣值下跌,通貸膨脹。
土地兼併

南宋時土地兼併極其激烈。宋室南渡後,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將紛紛在南方掠奪土地,建置家業。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戰亂兼併土地。再加上官商大賈採用以末求富、用本守之的辦法,大量購買土地。從而掀起了兼併狂潮,使南宋土地集中的嚴重程度大大超過北宋。

南宋土地兼併最明顯的特點是高度集中。如南宋初期的大將張俊,每年收租米60萬斛,淮東土豪張拐腿,每年收谷70萬斛,以每畝收租一石計算,他們的田地都有六七十萬畝。由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,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農的也迅速增多,因此南宋客戶的比例超過北宋。

南宋時期,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,但佃戶所受地租剝削及額外負擔,比北宋更苛重。特別是許多地區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比北宋嚴重,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,很少有退佃的自由。   

 南宋黑暗統治

南宋控制的地區比北宋小,可是統治集團的揮霍並不減少,加上巨額軍費及輸納給金朝大量歲幣,財政支出反比北宋增加,對農民的剝削也更為厲害。

北宋時財政歲入最高額為6000多萬貫,南宋時達到8000萬貫。土地減少三分之一,稅收卻增加四分之一,人民的負擔十分沉重。南宋徵收的二稅,從表面上看,稅額變動不大,但附加稅很重。除正稅外,還有苛捐雜稅。如「經總制錢」、「月樁錢」、「曲引錢」、「賣紙錢」和「折納牛皮、筋、角錢」等。地主階級又往往利用政治權力,把賦稅負擔轉給農民,造成「有田者未必有稅,有稅者未必有田」的局面。土地集中,賦稅繁重,農民生活極端困苦。這種狀況不能不迫使農民走上反抗道路。

南宋時期,以農民為主體,包括士兵、茶販、鹽販、少數民族的各種武裝起義,大小約二百多次。其中主要有南宋初期的鍾相、楊麼起義,和中後期的賴文政、李元礪、陳三槍領導的起義。各地區農民起義的不斷出現,沉重打擊了南宋黑暗統治。
 女真族的封建化 

宋朝金政權剛建立時,女真族尚處於奴隸制階段,而它所控制的宋、遼地區,封建經濟早已高度發展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,女真貴族的統治不得不適應當地的情況,走上封建化的道路。女真族的封建化,大約從金太宗時開始,在世宗、章宗之際完成。

封建的租佃關係代替了奴隸制的剝削方式。原來使用奴隸生產的猛安謀克戶,這時「往往以田租人」,「取租而已」。女真貴族則轉化為地主,同時,奴婢及二稅戶獲得解放。

行政制度改革

隨著女真族的封建化,金統治者在行政制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。

他們仿遼、宋制度,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。在中央設尚書省,下分六部。在地方沿襲宋朝的路、府、州、縣制度。財政方面也大體依照宋朝制度,對土地收二稅,對人民按財產征物力錢。還吸收一批漢族和契丹族的上層分子進入政府機構,以擴大金政權的統治基礎。

北方經濟的恢復

從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個多世紀裡,北方社會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。東北地區社會經濟比遼時有了較大的發展,如冶鐵業有明顯進步。

1961至1962年,在黑龍江省阿城縣五道嶺地方發現金朝中期鐵礦井10餘處,煉鐵遺址50餘處。礦井最深達40餘米,有採礦、選礦等不同作業區。根據開採規模估計,從這些礦井中已採出四五十萬噸鐵礦石。

鐵製工具已廣泛使用。在東北廣大地區內,都發現了金朝的鐵器。其中有大量鐵製農具,種類繁多,結構複雜,形制與中原地區相似或一致,這表明已改變了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。

金朝金銀業和陶瓷、玉器業也相當發達,近年有許多珍貴的文物出土。商業活動逐漸活躍,東北地區的金朝遺址和墓葬中,發現大量宋朝銅錢,可見與南方貿易的密切。

宋朝中原地區恢復

中原地區在金朝初期遭受嚴重破壞。經過各族人民的艱苦勞動,逐漸得到恢復,並有不平衡的發展。

農業生產方面,不少土地拋荒,但某些地區耕地又有擴大。如中都、河北、河東、山東等「人稠地窄」的地方,都是「寸土悉墾」。由於水田收穫超過旱地幾倍,人民重視水田生產,提高了土地利用的程度,單位面積產量大致與北宋時北方水平接近,南陽上等水田畝產高達五石。

手工業生產如陶瓷、礦冶、鑄造、造紙、印刷等都有了恢復和發展。山西稷山的竹紙和平陽的麻紙,聞名一時。刻書蔚然成風氣,其雕板技術,可與南宋比美。熙宗時,原來的北方名窯如陝西耀州窯和河南均窯也陸續恢復生產,臨汝等新興窯址,工藝各具特色。

各族的反抗鬥爭

金統治者不僅大量強佔農民土地,而且對人民的賦稅剝削十分繁重,於是,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。

  金朝中葉以後,就不斷爆發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。以後,女真貴族的貪慾日益增大,作戰費用不斷增加,財政危機嚴重,對各族人民的剝削更為殘酷,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愈加激烈,其中紅襖軍起義的聲勢最大。紅襖軍活動於山東、河北等地,有的還建立政權,設置官員。

直到1225年(金哀宗正大二年),起義才最終被蒙古軍鎮壓。

兩宋時期中外交流

海外貿易的發展

唐朝時期,對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陸路。到兩宋,因戰爭關係,西北陸路交通時斷時續,於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賴東南海路交通。
  
北宋時,海外貿易之盛,遠遠超過前代。宋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,及收購進口物資來滿足皇室、官僚的生活需要,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。早在971年(開寶四年),就設置市舶司於廣州。以後,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、明州、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(山東膠縣境)、秀州的華亭縣(上海市松江一帶)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。

南宋時,除密州歸入金朝版圖外,其他五處市舶機構仍繼續存在,又增設溫州、江陰軍兩處市舶務。

宋朝市舶機構

宋代的市舶機構類似近代的海關,但權力更大。

商船出海,必須向它申請、具保才能通行。否則貨物將遭沒收,人員被懲處。外國商船到達中國港口後,必須立即向市舶機構報告,由它派員上船檢查。一般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入口稅,叫做「抽解」。並規定某些貨物為禁榷物,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,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,總稱為「博買」。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,一律送交中央政府。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創辦外商招待場所,如杭州有懷遠驛,明州、溫州有來遠驛等,對外國商人和商船採取一系列保護措施。

由於兩宋政府大力獎勵海外貿易,加上當時造船業的進步,指南針的使用,使海上交通極為便利。當時,亞非各國與中國通商的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,其中重要的有高麗、日本、交趾、占城、真臘(柬埔寨)、蒲甘(緬甸)、勃泥(加裡曼丹北部)、三佛齊(蘇門答臘東南部)及大食等。
宋朝和朝鮮的交往

兩宋時期,統治朝鮮半島的是王氏高麗(918年~1392年)。北宋統一後,兩國關係密切。高麗曾屢次向北宋饋贈良馬、兵器、弓矢、金器、銅器、大布、人參、硫磺及藥材等等,還多次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文化和技術。宋朝也厚待高麗來使,並派使臣去高麗報聘。

1123年(宣和五年)出使高麗的徐兢,受到高麗政府的隆重接待。他回國後,根據自己的經歷、調查和訪問所得,寫成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四十卷。北宋政府還多次向朝鮮贈送禮服、樂器銀器漆器、錦、絹、茶、酒、象牙及錢幣等等,還屢次派太醫到朝鮮傳授醫術。

兩國間的大批貿易,起初是由雙方官府通過朝貢和特賜的方式進行的,後來民間交易也漸漸頻繁起來。兩宋時,每逢春末夏初,山東、兩浙、福建沿海的港口,特別是明州,港岸邊便擠滿了由高麗來的船隻;到夏秋之間的南風季節,高麗由貞州到開京的水道上,也不斷地行駛著從中國各個港口來的商船。

兩宋時期,到中國求法和留學的高麗僧人非常多,他們受到中國有關方面的禮遇和照顧,在兩國文化交流上,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在中國的影響下,朝鮮很快學會了雕板印刷技術。兩宋時期出現的活字印刷術,大約在13世紀初傳入朝鮮,朝鮮人改鑄成銅活字。後來,這種新興的印刷術被朝鮮政府所採用,為稱譽於世的李氏朝鮮銅活字打下了基礎。

 宋朝中日交流的密切

在宋代,中日交往相當密切,明州一直是雙方交通的門戶。

當時從日本輸入的貨物,主要是木材、黃金、硫磺、水銀、砂金和各種手工藝品。中國黃金的價格比日本高,因此日本的黃金大量輸入中國。黃金的大量輸入,有利於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。日本製造的寶刀和紙扇,素負盛名,輸入後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愛。輸住日本的商品,主要是瓷器、絲綢、香料、藥材、書籍、文具以及銅錢等。

北宋初和神宗時,准許銅錢出口。特別是日本鐮倉時期(1185年~1333年),商業發達,而其國內幣制紊亂,銅錢質量低劣,所以對中國錢幣需求十分迫切。南宋理宗時,日本政府一次就從中國運去銅錢十萬貫。 據不完全統計,日本全國28處出土的中國銅錢,自唐至明共為55.3萬餘枚,其中北宋錢占82.4%。至於書籍,也不斷傳入日本。如北宋太宗時,中國的雕版印本《大藏經》等大型書籍,由日本僧人乘中國商船帶歸,藏於京都法成寺。雕板書的大批輸出,對日本的印刷事業,也影響頗大。

在文化交流方面,兩國僧徒的頻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。日本名僧榮西,曾於1168年和1187年兩次來中國,他不僅把禪宗輸入日本,還將茶種帶回日本,並著《喫茶養生記》二卷,對茶葉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中國與越南的交往

兩宋時期,越南存在了幾個王朝,有時稱安南,有時稱大越。他們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。

宋代輸入占城的商品有草蓆、涼傘、絹扇、漆器、瓷器及鉛錫等,越南人使用的紙和筆,也是由宋朝輸入的。而越南的木棉(棉花)、占城稻等,同樣受到宋朝的歡迎。

在文化交流方面,中國的文字對越南有很深的影響,越南曾長期使用漢字。在13、14世紀之交,越南人創造了自己的文字,稱為「字喃」。「字喃」是以漢字為素材,運用形聲、會意、假借等造字方式來表達越南語言。此外,中國的醫藥對越南也產生很大影響。

中國和印尼的交往

兩宋時期,中國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。成書於1225年(寶慶元年)趙汝適的《諸蕃志》,對於來中國貿易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有相當詳細的記載,在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新拖(在爪哇西部)、蘇吉丹(在中爪哇)、三佛齊等,都在今印尼境內。中國輸出的商品,主要是絲織品、茶葉、瓷器、鐵器和農具等。對方主要輸出的商品是沉檀香、茴香、犀角、象牙、珍珠、水晶等。

此外,兩宋時期,中國和亞洲南部的柬埔寨、緬甸和印度等國,也都有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流。

宋朝 宋朝和西亞交流

兩宋時期,中國和西亞地區的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。

當時中國販運到阿拉伯地區的貨物,主要有絲織品、瓷器、紙和麝香。中國的廣州、泉州、揚州,則是阿拉伯商人頻繁往來的地方,他們通常販運香料、藥材、犀角、珠寶到中國,再收購絲綢、瓷器等商品。當時在廣州、泉州城內,還居住著許多阿拉伯富商。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,如天文、曆法、醫學等介紹到中國,又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。

中國的造紙術、煉丹術、火藥、指南針等,就是由他們先後傳播到非洲和歐洲,對西方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宋朝和非洲的交流

在東非海岸的摩加迪沙、布臘伐、桑給巴爾、馬菲亞島、基爾瓦群島等地,都不斷發現唐代和宋代的錢幣;在格迪、奔巴島、桑給巴爾、坦噶尼喀和基爾瓦群島,也曾不斷發現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。這些都是中國和非洲海上交通的歷史見證。

由於和非洲接觸的增多,中國對非洲有了較多的認識。南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和趙汝適《諸蕃志》兩書,對於非洲幾個國家的記載都有較豐富的內容。

宋遼金時期的文化編輯本段回目錄

理學的產生和發展 

在兩宋時期,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是理學。

理學又稱「道學」,它是佛、道思想滲透到儒家哲學以後出現的新儒家學說。從南宋以後,理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。
兩宋理學的奠基人是周敦頤(1017年~1073年)。周敦頤,湖南道州濂溪人。他提出了關於宇宙萬物起源的學說,認為宇宙的本源是太極,太極的動和靜產生出陰陽,陰陽二氣交互作用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,它們的互相推移轉變,造就了氣象萬千的物質世界。他在《太極圖說》中明確指出:「無極而太極」,「太極本無極也」。這顯然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。周敦頤還把思孟學派提出的「誠」解釋為人的至善的本性,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所謂「五常」的根本,是符合封建社會秩序的各種行為的淵源。

宋朝「二程」哲學

北宋對理學發展起突出作用的是,即程顥(1032年~1085年)、程頤(1033年~1107年)兄弟。他們在少年時代同受業於周敦頤,是北宋理學家的代表人物。

二程哲學體系的核心是「理」或「天理」。「理」有以下幾個特點:

第一,理是天下萬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則,是永恆存在的;

第二,理不僅是自然界的,也是社會的最高原則。二程把君、臣、父、子這些封建社會的倫理規範,全部歸結為「天理」的體現;

第三,理先於氣(事物)而存在,理是第一性的,氣是從屬於理的;

第四,「一物須有一理」。這是說每一物都由理產生,每一物也都體現了完全的理。這樣的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,只能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絕對觀念。提出這樣一個總括天地萬物的理,其要害在於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質世界,把自然界道德化。他們把一切封建的倫理道德都說成是「天理」,從這一論點出發,他們提出了「滅私慾,則天理明」的命題。為了保存「天理」,程頤還竭力宣揚「餓死事極小,失節事極大」,要婦女做封建禮教的犧牲品,毒害極大。

朱熹哲學思想

在理學發展史上,南宋的朱熹是一個集大成的人物。朱熹(1130年~1200年),祖籍徽州婺源。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思想,並利用了北宋思想家張載關於「氣」的學說,建立了一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。

他是孔子以後在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哲學家。其著述有《朱子語類》、《晦庵文集》及《朱子遺書》等。 朱熹哲學思想體系中的基本範疇是「理」。他認為「理」是萬物生成的本源,而「氣」則是構成萬物的材料。在「理」與「氣」的關係上,他肯定理是第一性的,氣是第二性的。但就具體的事物來說,他又認為理與氣是同時存在、密不可分的。他利用唯物主義的概念來彌補其唯心主義的漏洞,使其學說顯得更為嚴密。

朱熹強調事物的對立和差別,認為這種對立和差別是不能改變的,並以此論證封建等級制度的永恆不變。朱熹宣揚封建的倫理綱常是「理」的表現,是先驗的。他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。天命之性是「專指理言」,理是純善的,故天命之性也是善的;氣質之性則是「理與氣雜」,故有善有惡。「稟其清明之氣,而無物慾之累」的,就是聖人;「稟其昏濁之氣,又為物慾之所蔽」的,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。朱熹把人欲說成是一切罪惡的根源,主張以天理來克制人欲,要「去人欲,存無理」,完全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。

宋朝陸九淵思想

南宋時,還產生了著名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家陸九淵。

陸九淵(1139年~1192年),江西金溪人,他把儒家思孟學說和佛教禪宗思想結合起來,並承襲和發揮了二程「天即理,即心」的觀點,提出「心即理也」的命題,認為「心」是天地萬物的本源。陸九淵把空間和時間說成是人心的體現,完全否認人的感覺之外的客觀實在。

1176年,陸九淵和朱熹在江西信州(上饒)鵝湖寺進行了一場大辯論,史稱「鵝湖之會」。朱熹說倫理綱常是客觀存在的天理,而陸九淵則反駁說倫理綱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。陸九淵提出了「存心」、「去欲」的德道修養方法。他把所謂良心與物慾對立起來,主張去欲、存心,認為一個人一旦恢復了本心,「雖在貧賤患難中,心自亨通,正人達者觀之,即是福德」。

張載的思想 

在兩宋理學唯心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同時,出現了以張載為代表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。

張載(1020年~1077年),關中郿縣橫渠鎮人。他是理學的創始人之一,但他的哲學思想和後來成為理學正宗的程朱學派有根本的不同。張載特別強調「氣」,認為氣是萬物的本源,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質性的氣構成的。其代表作有《正蒙》等。

反理學思想家

在南宋,與唯心主義理學展開針鋒相對鬥爭的,有以薛季宣、陳傅良、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事功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。這兩個學派的學者,不僅交遊甚密,相知很深,而且觀點一致,都反對空談義理性命。

他們的學說,在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《資治通鑒》

《資治通鑒》是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。自1066年(治平三年)開始編纂,至1084年(元豐七年)書成,歷時19年。全書共294卷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三家分晉,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(959年),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時期1362年的歷史。

司馬光在編纂這部書的過程中,邀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恕、劉攽、范祖禹為主要助手。他們吸取紀傳體的優點,避免編年史的弊病,每遇重大歷史事件,不再分見於多處,因此它賦予編年史體以新的生命力,對後來史學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
《通鑒》取材豐富,考證詳密,修書時根據的材料,除正史外,雜史多至322種,往往一事用三四種資料纂成,史料的真實性勝過許多正史。司馬光寫該書的目的在於「專取關國家盛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為法,惡可為戒者」,全書絕大部分篇幅記述歷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,對於文化等方面則較少記載。

 宋朝私家史書

私家史書由兩宋史家私人編寫的當代史書,數量更多,其中比較傑出的巨著有李燾的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。該書專記北宋九朝史事,原書已佚,今本五百二十卷,是清人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重新編次分卷的。《長編》取材廣博,考論詳悉,是研究北宋歷史的重要著作。

李心傳的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,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。此書是為續李燾《長編》而作,原書已佚,今本《要錄》也是清人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的。李心傳還有另一部與《要錄》互相經緯的著作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,專記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,史料價值也很高。

徐夢莘的《三朝北盟會編》,專記宋徽宗、欽宗、高宗三朝與金和戰諸事,書中廣泛地搜羅了有關宋金交涉與和戰的言論和記述,其中引用的史料,有多是由對金和戰的決策人、使臣以及當事人親手記錄的,故價值很高。

金石學 

  宋代學者開闢了金石學這一領域。金石學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:

  一是對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,

  二是對古器物的鑒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釋,
 
  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來考訂歷史記載。

主要的金石學著作,北宋時有歐陽修的《集古錄》、呂大臨的《考古圖》、王黼的《宣和博古圖》;南宋時有趙明誠的《金石錄》、薛尚功的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、洪遵的《泉志》、洪適的《隸釋》和《隸續》等。
類書 

北宋人編纂的類書,重要的有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苑英華》和《冊府元龜》,號稱四大部書。另外還有南宋王應麟編纂的《玉海》等。

詞的發達

兩宋時期,中國文學的主流是新興的詞。

詞源於民間,始於唐,興於五代,而盛於兩宋。在宋代,由於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,城市生活的更加繁華,不但宮廷內設有「教坊」,在較大的城市中都有歌樓伎館,有些貴族官僚豪紳的家裡也有歌伎舞女,為可以歌唱的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,詞在宋代文壇上遂占統治地位,與唐詩前後相輝映。宋詞數量巨大,據近人唐圭璋編的《全宋詞》著錄詞人1330多家,作品有19900多首。

戲曲

在宋金時期,為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戲劇藝術也盛行起來。

從1959年在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墳墓裡發現的一座戲台模型看來,當時舞台設置已相當完備,上邊五個角色正在「作場」,末、旦、丑、淨全有,神態逼真,可以說是相當成熟的舞台藝術。在宋統治區域內流行的有傀儡戲、影戲和雜劇。傀儡戲即木偶戲,種類很多。影戲最初是用紙剪成的,後來用皮(驢皮或羊皮),所以也稱皮影戲。雜劇是從唐代的參軍戲發展演變來的,唐代參軍戲的角色只有兩個,主角叫參軍,配角叫蒼頭,情節一般比較簡樸。宋代的雜劇,繼承了參軍戲諷刺現實的精神,但情節比較複雜,角色也增加到四五人以至七人之多。

宋代還有一種以歌舞講唱為主的戲曲,例如有人用《商調蝶戀花》一調,填寫十二首詞,詠述《會真記》中張生與鶯鶯的戀愛故事。這種用許多首曲詞前後連貫合敘一事的歌舞劇曲,已經具有了後代戲劇的雛形,也是金元時期套數雜劇的鼻祖。在南北宋之際,南方各地則流行著各種唱法的地方戲,總稱「南戲」,尤以浙江溫州、海鹽的南戲最為著名。南戲原是由順口可歌的村坊小曲發展起來的,沒有嚴密的宮調。

 諸宮調

在金統治區域內流行的是以講唱為主的一種戲曲,叫諸宮調。諸宮調可以說是唐末說唱文學的總匯,它不只用同一宮調中許多不同的曲調組成套數,而且許多不同宮調、套數編綴成一個長篇故事。

書畫家

北宋初年,在宮廷中建立翰林圖畫院,徵召大批畫家到畫院供職,為宮廷服務。宋徽宗時,畫院發展鼎盛。北宋的李成、范寬、郭熙、米芾和米友仁父子,以及南宋的李唐、馬遠、夏珪等人,都是聞名於史的畫家。李唐好作長圖大障,風格雄偉有氣勢。他作山水畫,先施墨色,再著青綠,他的這種畫風對於南宋一代山水畫家的影響很大。

宋徽宗雖是一個昏庸的亡國之君,但酷愛書畫,是第一流的書畫家。他在繪畫方面無所不能,而以花鳥畫最為上乘。他畫的《柳鴉蘆雁圖》和《芙蓉錦雞圖》,都是精煉的筆墨,達到形神俱妙的境地。

北宋中期的李公麟,初以畫馬得名,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畫宗教畫和人物故事畫方面,而尤以後者最為傑出。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。張擇端畫的《清明上河圖》,在南北宋之際的風俗畫中,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這幅畫描寫了開封汴河沿岸店舖林立、市民往來的熱鬧場面,反映了宋代商業、運輸以及階級關係的某些側面,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南宋一代的人物畫家,最著名的有李嵩、劉松年等人。

活字印刷術 

自唐後期以來,雕版印刷術對於文化的傳播、普及和提高,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

到北宋仁宗慶歷年間,布衣畢昇又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。畢昇的這種發明,在印刷史上是個劃時代的技術創新,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。

指南針的廣泛應用

在北宋,指南針的使用已很普遍,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。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定得多。同時,在指南針的裝置上也有很大的改進,即將磁針穿在燈芯草上浮於水面和放在指甲上、放在碗沿上、懸在絲線上。著名科學家沈括還發現磁針所指方向正南稍偏東的現象。這是關於地磁偏角的最早記載。

在宋代,特別是南宋,海外貿易空前發達。為了克服遠渡重洋的困難,保證航船安全,不但造船技術有顯著的改進和提高,而且至遲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之中。

火藥火器的應用

在宋代,隨著採礦、冶金等部門手工業的發展和抗擊遼、夏、金戰爭的頻繁,火藥、火器的製造技術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北宋時,在汴京有專門製造火藥和火器的官營手工業作坊。宋仁宗時,由曾公亮主編的《武經總要》記載了以硫磺、焰硝(硝酸鉀)、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質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序製成不同用途的火藥,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和工藝程序的記載。

北宋時,利用火藥製造的火器,主要是燃燒性的,隨後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製造和應用。到了南宋,更發明了管狀火器,如1132年(紹興二年)軍事技術專家陳規守德安(湖北安陸)時創造了火槍,把火藥裝在竹筒內點火噴射,這是射擊管狀火器的鼻祖,1259年(開慶元年),宋軍和蒙古軍在淮河一線作戰,壽春府(安徽壽縣)軍民創造了一種叫「突火槍」的火器,在竹筒內放置火藥後再安上子窠,用火藥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,子窠類似子彈性質,用石子、鐵塊等製成。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槍。後來把竹筒改為鐵管或銅管。

宋朝 建築技術的進步

宋、遼、金時期,在建築技術方面也有較大的發展,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北宋李誡編寫的《營造法式》,就是這一時期建築技術經驗的總結。

李誡(約1060年~1110年),字明仲,鄭州新鄭人。他曾在北宋政府的將作監任職十多年,主持過不少土木工程,積累了豐富的建築經驗。同時,他又「考究群書」,鑽研歷代文獻中有關建築工程的記載,集中建築工人的智慧,花了三十多年時間,在北宋初年著名的工匠喻皓《木經》(三卷,已佚)的基礎上,完成了《營造法式》這一部建築學上的巨著。全書三十四卷,分名例、制度、功限料例、圖樣四部分。這本書對大木作的敘述特別詳細。書中還配合文字說明,繪出各種圖樣。《營造法式》的問世,標誌著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已發展到較高的階段,它是中國和世界建築史上的珍貴文獻。

宋代的開封鐵塔是當時建築的傑作。鐵塔的前身是一座木塔,叫做「開寶寺塔」,由喻皓設計。這座木塔八角13層,高120米,時人號稱「京師之冠」。1044年(慶歷四年),因雷擊燒燬。1049年,又照木塔式樣,重建鐵色琉璃磚塔,俗稱鐵塔。鐵塔氣勢雄偉,還具有防震、防潮、防鹼、防雷電等性能,因此能夠經受近千年來多次地震、河患、雷電的襲擊,巍然屹立,反映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技術水平。

醫學的發展

兩宋醫藥學在唐代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展。外國藥物大量傳入中國,因而在宋代官私編纂的醫藥書籍中,新藥品種不斷增加。宋太祖時編刻的《開寶本草》比《唐本草》增加新藥133種;仁宗時所修《嘉祐補注本草》又增加新藥82種。到北宋末年所編印的《政和經史證類本草》新增藥品達628種。

南宋人宋慈(約1186年~1249年)所著的《洗冤集錄》,系統地論述了檢驗屍體的各種方法,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檢驗專著,曾被譯成法、英、荷蘭、德、朝鮮、日、俄等多種文字,廣泛流傳,對法醫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。

兩宋時期,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針灸學的發展。中國針灸學雖有悠久的歷史,但因長期傳抄,其中所載經絡俞穴部位很紊亂。宋仁宗初年,針灸學家王惟一總結了歷代針灸醫家的經驗,統一了針灸穴位,並在銅匠師的合作下,設計用銅鑄成人體模型兩具,刻劃經穴,標注名稱,為針灸教學之用;同時寫成《新鑄銅人俞穴針灸圖經》三卷,不久又把《圖經》刻石流傳,使此後學習針灸的人對俞穴部位能有正確的知識。

天文學數學成就

北宋天文學家蘇頌和韓公廉等人,吸取前人有關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和齒輪應用技術上的成就,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結構複雜、自動運轉的「天文鐘」──水運儀象台,並寫成了一部圖文並茂的詳細說明書──《新儀象法要》,記載了水運儀象台的全部結構。反映出11世紀中國在天文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高度成就。

南宋著名數學家秦九韶在著作《數書九章》中,記有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和聯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(當時叫做「大衍求一術」),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這一解法的人。

沈括《夢溪筆談》

北宋時期,產生了著名科學家沈括(1032年~1096年)。沈括,字存中,北宋杭州錢塘人。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,著作多已失傳,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是他晚年所寫的名著《夢溪筆談》三十卷。

在《筆談》中,作者總結了中國古代,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所達到的輝煌成就,內容涉及天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質、地理、氣象、醫藥和工程技術等十分廣泛的領域,受到國內外科學家的高度重視和讚揚。

沈括的科學成就,突出地表現在天文曆法方面。他在兼管司天監期間,曾破格選拔平民出身的天文歷算家衛樸到司天監任職,主持編修《奉元歷》,以365.24358日為一回歸年,雖比今天實測的365.2422日稍大些,但比當時通行的曆法要精密得多。同時,他還提出了徹底改革舊曆法的主張:按節氣定月,以立春為元旦,不管月亮圓缺,只管時令節氣;大月三十一日,小月三十日,大小月相間,不置閏月。這種把四季二十四節氣和十二個月份完全統一起來的曆法,適於農業生產的需要。

沈括的成就,在中國科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參考資料編輯本段回目錄

附件清單


→如果您認為本詞條還有待完善,請 編輯詞條

上一篇明朝 下一篇隋朝

詞條內容僅供參考,如果您需要解決具體問題
(尤其在法律、醫學等領域),建議您諮詢相關領域專業人士。
0

收藏到:  

詞條信息

sysadmin
sysadmin
超級管理員
詞條創建者 發短消息   

相關詞條